跟上城市化进程 余杭求解“撤村建居”社区精细化治理

日前，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玉泽社区获批成立，这是余杭的第224个社区。近年来，经济总量领跑浙江各区(县、市)的余杭，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大量的近郊农村，经过征地拆迁转而成为了城市社区。余杭的社区数量已位居全省最前列。

像浙江许多区(县、市)一样，余杭不少社区，是由原来的村直接翻换牌子整体变更而来。它们也被称为“翻牌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翻牌社区”面临着“从村到城”的剧烈转变。

村民乡土生活习惯与城市格格不入等现象随城镇化进程逐渐凸显，城乡之间长期形成的差异也成为基层治理绕不过去的难题。村变社区，村民变市民，不会让这些难题自动化解。

新老居民如何融合，城乡差异如何缩小……面对城市治理的一系列考题，余杭从“翻牌社区”入手，将社区治理理念由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做活基层协商议事机制，引入社会组织，依靠数字赋能，提升社区凝聚力。

透过余杭的“翻牌社区”，我们看到不仅是社区门口“牌子”的翻换，更是我省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从村到城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大转变。

新老居民共跳一支舞

过去靠“管”现在靠“服务”

入夜，余杭区南苑街道新安社区的小广场上，广场舞团和交谊舞团相隔20余米，各自起舞。一曲终了，两边的成员互相打打招呼，拉拉家常。但在两年前，这里还充满了“火药味”。交谊舞团，嫌弃广场舞音乐放得震天响；日益壮大的广场舞队伍，指责交谊舞团占场地碍事。矛盾终于在一个夏夜爆发，广场舞团认为：“这块土地原来是我们村的，你们都走。”新来的交谊舞团则争辩：“这是公共场所，你们没素质，影响大家跳舞。”两边大闹一场，最后靠报警收场。

两年前的这种广场舞领地之争，看似是社区琐碎的小事，反映的却是像新安社区这样的“翻牌社区”面临的共性难题：由村变成社区后，“土著”村民和新进居民的矛盾与冲突。

“就像跳舞，大家节奏不同，习惯不同，发生冲突在所难免。”社区书记张如华，此前是新安村的村主任。从村到社区，他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不仅是广场舞的问题，社区新老居民间停车问题、保洁问题、公共设施使用问题等各个方面都有冲突，“这不是简单的生活习惯或素质高下之别，而是社区‘翻牌’后，城乡差异必然带来的冲突”。

“这个结，更多要靠基层干部来解。”南苑街道党工委委员邱永年常常穿梭在各个“翻牌社区”给干部们上课，讲授理念。他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城市化，除了看得见的基础设施现代化，还要有人的转变，有基层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理念怎么转变？先从学开始。最近这两年，余杭从区级层面、街道层面，定期组织社区干部前往上海学习，学城市精细化治理理念，学社区治理、服务经验，两年累计已有200多名村(社区)干部出去取经。

让张如华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杨浦五角场街道的学习。在空间逼仄的五角场，社区请来了同济大学的规划师，螺蛳壳里做道场，改造社区空间为居民打造休憩、交流的场地。

“最大的感触就是，上海成熟的城市社区，特别重服务。”张如华说，过去当村干部，是出现问题再去调解，主要靠“管”，凭威信；现在，要提前谋划，做精细化服务，尽量减少问题出现，靠服务。

比如，针对新老居民因广场舞导致的公共空间之争，南苑街道从上海五角场街道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中汲取经验，通过专业规划和设计支持，在有限的社区公共空间，做简单更新改造，开辟更多的功能单元。在公共广场，南苑街道通过绿化等简单隔离，为广场舞、交谊舞分隔出不同的空间，供大家跳舞，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除了“隔”，更重要的是“融”。为此，社区组织了各类活动。社工们尝试在广场舞之外，组织茶艺、踏青、健身、中老年聚会等集体活动。在活动中，新老居民互相熟悉、彼此理解。

看看现在新安社区的小广场上，广场舞团、交谊舞团的成员，彼此打趣，有说有笑。有时，大家还会到对方的舞团，跳上一曲。

连失眠都可以求助社区

社会组织提供全方位多元化服务

早上8时，东湖街道工农社区的余芬英准时来到楼下，帮刚入住社区的王海强把外卖里的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做了重新分类。这让刚刚在杭州安下家的王海强感到暖心。“生活还适应吗？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社区帮助的？”余芬英是社区“工农大嫂”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她在帮助大家垃圾分类的同时，还借机了解新居民的生活情况，收集各类诉求。

工农社区原本是余杭东郊的一个村庄。随着城市化发展脚步的加快，村庄拆迁、安置落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原有的村社界限被打破，外来人口比户籍人口多了近1000人。

工农社区从村“翻牌”后，从单纯的服务本社区居民，变成需要服务众多外来人口和新居民。仅靠有限的社区干部和社工，实在力有不逮。

身穿红马甲、臂配红袖章的43位“工农大嫂”，成为了社区的一股重要力量。她们活跃在垃圾分类等社区生活的各个场景，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是社区服务的好帮手。

“撤村建居后，社区居民越来越多元，势必要求社区服务主体也要更多元。”余杭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顾颖振说，“随着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撤村建居社区，新居民、年轻人涌入，除了社区干部外，社会组织、志愿者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2018年开始，余杭在考察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熟做法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创新发展若干意见》，通过补助、奖励等形式，促进社区内社会组织的孵化。

目前，余杭区已经有各类备案社会组织4000多家。平均每个社区都有不少于15个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从吃住行到养老、托幼乃至情感心理问题等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

“居民群众点单、社会组织出单、政府层面买单”，东湖街道就以点单社会组织模式，解决撤村建居社区服务覆盖不全、服务水平不高的问题。

比如，老幼照料问题和普通职工文化需求，一直以来是社区服务的难点。东湖街道茅山社区引导辖区社会组织梳理形成各类服务清单，为社区老幼打造了“全时全龄全覆盖”的社区服务体系。

在南苑街道文仪社区，刚落户杭州的上班族工作压力大，但就算失眠，社区也有人帮助。社区书记盛祖华与区心理卫生协会协调，动员社区内持证心理咨询师，建立了“身心健康加油站”，成立睡眠管理小组、情绪管理小组。社区居民可以和心理咨询师畅聊，排解焦虑的情绪。

在成立不久的塘栖镇枇杷湾社区，许多老人刚刚从农村“有天有地”的自建房，搬进高层住宅，邻居换了，环境变得有些不适应。社区组织了“一家亲养老服务中心”，通过长者生日会、老人健康操等活动，拉近了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距离。

“余杭这几年的实践表明，社会协同、群众参与，小社区也能形成公共服务的大合力。”顾颖振说。

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

“陌生人社区”变身新“熟人社会”

许多社区经历撤村建居，合并了多个原来的村庄，并加入了新的商品房小区。原本附着在土地之上的血缘亲情被打散，村民们由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进入到了前所未遇的“陌生人社区”。

缺乏凝聚力，没了老朋友，一些撤村建居社区，顿时变成了没有主心骨的“散装社区”。如何重新凝聚共识，这是许多社区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余杭深入人心的“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一基层民主协商机制，正成为重新形成基层社区凝聚力的重要一招。

从仓前街道葛巷社区出发，向北是梦想小镇，东边是杭师大，南面是国际金融城。不到十年时间，它从一个杭城远郊的以“淘羊锅”闻名的小村，一跃成为了高楼林立的城市新中心核心。

但葛巷社区4500多人的户籍人口中，不仅有原来葛巷村的村民，还加进了周边朱庙村的村民、两个商品房小区新落户的居民，还有1.2万流动人口。楼上不知道楼下，邻居面对面不认识，已经成为了社区的常态。

“以前村里有事，一句话就叫得应；现在人员庞杂，要统一意见太难了。”葛巷社区干部骆国华说，“熟人社会可以打感情牌，现在需要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并依靠‘社区公约’形成制度约束。”

每周，葛巷社区都会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人员包括社区党组织、物业公司、业委会、商户联盟等。居民们有需求提出来，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比如，在大家一致推动下，社区形成了《小区装饰装修管理协议》，明确装修细则，落实专人巡查，解决了建筑垃圾、楼道“牛皮癣”等问题。

新老居民在意见碰撞、项目推进过程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社区里的陌生人逐渐成了亲密的邻居。

这种以项目带动的社区“微自治”形式，是余杭区推动撤村建居社区、形成凝聚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余杭，各街道已经形成了“田间议事、草帽协商”“板凳评议团”等一批基层自治的品牌。

南苑街道高地社区是“板凳评议团”的发源地，评议团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新老居民间意见分歧大、冲突多等问题。评议团由7位社区“两委”代表及4位特聘专家牵头，其余26个名额都由居民代表、新居民代表、党员代表、乡贤等组成。“我们找准矛盾纠纷源头，通过多元力量主动协商，推动城乡社区融合发展的局面。”社区干部施雪龙说，评议团成立以来已处理热点问题100余件，有效拉近社区与居民、居民与居民间的距离。

“这种模式，既坚持了党对社区事务的领导，又避免了过度行政化对居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束缚。”邱永年认为。

除了民间协商议事，互联网等新平台的运用也让社区治理进入新阶段，记者从多个社区了解到，网上的社区“熟人社会”正在逐渐建立。包括葛巷社区在内，余杭多个社区与网络技术团队合作开展社区智慧化建设。借助大数据、智能安防、超级App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车辆、房屋出租等智能化管控；同时搭建了智能社区，在这里可以在线发布、推送信息，大家交流生活服务、房屋租赁等信息，公示垃圾分类红黑等。

在葛巷社区、临城社区等新社区，网上平台已经成为年轻人交流社区身边事的主要平台。有了这个便捷的渠道，他们对周边、对社区生活更加关心，不少人从社区网友成为邻居好友。在重构“新熟人社会”过程中，余杭年轻的新老居民，正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为社区带来新活力。

【记者手记】

让社区里没有陌生人

今年，疫情最吃劲的2月，记者在余杭南苑街道新梅社区采访时，听到了一句颇让人感动的话——“让社区没有陌生人”。

对许多乡村来说，的确没有陌生人。长久以来，附着于土地、血缘上的乡土亲情，维系起了“熟人社会”。这是村民们在面对各类危险和灾难时，保持强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障。

但随着城市边界的延展，许多曾经的乡村变了模样，它们挥别了田园风光，被高楼大厦所取代。新的城市社区，到处充满了陌生感。以新梅社区为例，总共1.1万名住户，除了几百名买了新房的拆迁户外，95%以上是外来人口。社区新居民，来自全国30多各省(市、区)，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

这样的“散装社区”，能否形成凝聚力？对城市治理，特别是由乡到城转变过程中的余杭来说，这是一道必须面对的考题。

当下余杭城镇化率仍然在逐年提高，每年又有20多万新余杭人涌入。要让他们找到归属感、留得下来，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区，无疑是重要的避风港湾。

在余杭乡村，有一项成功的基层治理经验——“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这一经验正运用到城市社区中，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余杭几乎每一个人口较多的社区都有一个协商议事的载体，比如，高地社区有“板凳评议团”，新梅社区有“小橙大事”，文仪社区有“五方议事会”等。

除了线下的议事会，一些社区还提供线上的议事平台。它们从社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商的原则出发，为新老居民提供了沟通的桥梁。许多人在这里相识，从陌生变熟悉。

我省正着力打造的“未来社区”，描绘了九大场景。其中，居首的就是邻里场景，并提出了“合作居住”的概念。生活上出现问题，可以随时从社区中，找到得力的帮手；有事外出时，能够放心地将孩子交给邻居照料；邻里间可以共用很多共享设施，甚至共享汽车。

未来社区里，有世代躬耕陇亩的原住民，也有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市或国度，但社区能提供宽松和谐的公共空间和合作居住的社区生活。未来的社区，没有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