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建议从住房制度入手增加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

今年，中央提出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实上我们已经是国内大循环了。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几年的数据，就发现我们的需求拉动中有60%来自于国内的最终消费，有40%左右来自于投资，来自于贸易顺差的需求拉动并不是很大。

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应该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未来也还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所以我们还需要采取措施来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观察G20国家中不同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或者叫居民消费率可以看到，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和主要的G20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除沙特阿拉伯外，其他G20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基本上都在50%以上，而中国还在40%以下。

投资对拉动中国经济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对投资依赖过重可能会有问题。我们对投资的回报率做过研究，在2008年之前，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尽管也有波动，2008年之后投资回报率就在逐渐下降。所以，我们不能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拉动，居民消费在拉动需求中应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怎么让居民消费对需求拉动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过去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可以说经历了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大概是2010年左右。在2010年之前，也就是2000年到2010年之间，居民消费率基本上是在下降的。在2010年到2016年之间，居民消费率就逐渐增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第二个拐点是在2016年，在这之后，中国居民消费率就没有再继续上涨，这是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要了解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可能要看几个相关的指标。第一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二个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第三个是居民收入不均的程度。这三个指标都跟居民消费有密切的关系。这三个指标也经历了两个拐点，而且跟居民消费率的两个拐点非常接近，或者说有一致性。

为什么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拐点和居民消费率的拐点是一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居民有钱了，就会多消费，如果居民没钱就会少消费。所以，未来如果我们想增加居民消费，就必须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劳动报酬过去这些年有什么样变化？从2000年看起，我们发现基本上也是两个拐点，一个拐点是2011年，另一个拐点是2016年。

我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不均的程度。我们发现其也经历了两个拐点，一个是2009年，一个是2015年，在2009年之前在上升，两个拐点之间在下降，之后又上升。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增加了，导致收入不均的程度下降了？我们研究发现，这和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做的力度比较大的刺激政策有关。这一时期财政支出的主要领域很大一部分是和传统的基础设施有关。

基础设施投资为什么影响了收入分配？为什么影响了劳动报酬？基础设施投资创造的就业很多是对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就业人口的就业，比如说建筑业，因而使得低学历的劳动者收入增长比较快。

为什么没有持续下去？因为这样的财政刺激一定程度上来说很难持续。因为我们投资传统的基础设施，开始的时候很缺乏，投资是很有效率的。但是到后来再继续做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它给经济带来的收益就不那么大了。

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做调整，一方面优化了经济结构，提升了经济效率，但是也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对居民消费、对劳动报酬、对收入分配不一定那么有帮助。那么，我们未来怎么办？我们不能继续走老路，再回到对传统基础设施大力度的投资，我们要找到新的支持方向，来为低学历的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的一个建议是，从住房制度入手，加强保障房的提供。因为保障房是以比较低的价格来提供给低收入的居民，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居民收入做了一个实质的补贴，因而也就让居民腾出购买力去进行消费。这对改善收入有帮助，对增加劳动者报酬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