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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定:国库券异地买卖成就“杨百万”

时间:2020-12-18 08:50:29来源:中证网

1988年,我从工厂辞职。此前,我通过业余时间搞“第二职业”赚了些钱,银行存款有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

辞职后,我更留心赚钱机会。报纸上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2%,就想把钱存到温州去。去温州的船票都买好了,我从报纸上看到另一条消息:国家要开放国债交易,先在上海等7个城市试点。有交易就有价差,就有获利机会,于是放弃把钱存银行的想法,去买卖国库券。

1988年4月21日,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我一大早赶到网点,以开盘价104元买了两万元年利率15%的3年期国库券,当天下午涨到112元。我赶紧卖掉,赚了800元,相当于在工厂工作时一年的工资。

很快,我发现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人民银行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试点城市的银行为了周转资金,会以低于面值(100元)的价格出售国库券,从而不同城市之间国库券出现套利空间。于是我想到国库券异地买卖这条路子。

最初,我在合肥、上海之间来回跑。复利效应之下,两个月就赚到10万元。随着试点从第一批7个城市扩大到第二批54个城市,我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最远去过新疆、黑龙江,每张国库券各地之间的差价可以大到超过10元。地方越穷,当地国库券就越便宜。当时中国人的金融意识淡漠,国库券发行阻碍重重,许多地方发行国库券靠摊派,而买了国库券的老百姓急于兑现,打八折抛售给银行。银行普遍缺资金,有些银行国库券业务的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元,一下子就胀死了。我带着现金来买,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

我的本金快速膨胀,很快过了百万元,就不再亲自到外地跑,雇了几个人在全国跑,我坐镇上海用电话指挥。那时我订了数十份报刊,每天读,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同时留心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1989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处于亏损的边缘。我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

在经过初期的火爆之后,当时上海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进入低迷状态,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员工好心地劝我不要买,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涨到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在买入之前,我观察它一年多。当时股票分几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电真空是非甲非乙,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

第一次买了3000股。算一算,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就是4万多元。当时我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有人传说“杨百万”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股价涨到800元。我抛了股票后出门旅游了一个月,因为我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结果一直跌到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电真空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电真空成交1000多股,我一个人买进了500股。

这以后,我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讲课作报告,在报刊发表文章。令我最感荣耀的是2000年10月,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我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台,为研究生和MBA讲授证券市场的理念和实务。我是市场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这个市场上,我们不仅赚了钱,而且找到了发挥才能、实现价值的用武之地。(本报记者周松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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